吉 合 口 述
徐建源 韩 光 整理
在军官教导团的日子里
一九二四年冬，在北京旃坛寺居住期间，为 了培养骨干力量，对军官进行严格训练。于是冯 玉祥决定成立一个军官教导团，任命熊斌为团 长，从保定军官学校请了一些人作教官。教学、 编制全按保定军官学校那一套办理，训练期限为 八个月。我也被调去参加了八个月的学习训练。
教导团里分为三个大队：
一大队是高级军官 队，主要是营以上干部；
二大队是排级军官；
三 大队是第七队，训练正目、副目。
第二大队的队 长是卢秉臣，后来换上了谷锡河，下边领导四个分队(即四个连)，
其中第一分队长是彭秉璋，学员的文化水平比较高，我被编在一分队的二班， 也算是有文化水平的一个班了。
当时，二大队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四大教 程，即战术教程，兵器教程、筑城教程、地形教 程。此外，还有野外勤务等等。学习期间，主要 搞的是学科，术科未搞，因为只有八个月时间， 安排太紧。
在北京南苑学习了五、六个月，大约在一九 二五年六、七月间，我们军官教导团搬到张家 口，住进冯玉祥主持部队建设的“新村”。
这时，又发给每人一套《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作为主要学习教材，以 加强政治教育。冯玉祥具有一股强烈的励治图新精神，当国民 军总部和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在张家口奠基的时候，他就命令官 兵就地开山取石，在土尔沟以东建设了一所新村。
我们搬进去 时，里边已设有贵宾招待所、礼堂、教室、办公室等。我们曾 多次到礼堂，教室，图书馆等处听报告，听课，学习，条件比 北京南苑时好得多了。
在这里我遇到了冯玉祥请来的社会名流 徐谦，宣侠父、陶新畲等人以及苏联的军事顾问们。其中的陶新畲主持图书馆，弄来了许多新书，除了《三民主义建国方 略》之外，还有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以及新的报纸杂志等， 可惜我没来得及学习这些书，就毕业了。
毕业前，团长熊斌已调任西北边防公署任参谋长，由十一 师师长宋哲元兼任军官教导团团长。所以毕业典礼由宋哲元主 持。
这次毕业典礼搞得很别致。在典礼之前，每个学员都要写 一篇文章，题目叫《颂词》，文章写好之后交到团部， 一份一 份地挑选，结果把我那份选上了。
我的文章都是颂扬冯玉祥 的，我记得有这么几句：“方今国家，风雨飘摇，财政日艰，民 不聊生，我督办念我等才短学疏，遇事无方，不惜巨资，聘请 良师……"大概有三、四百字吧。
{jz:field.toptypename/}在典礼大会上，宋哲元主 持，先由分队长们讲话，接着叫我宣读了我写的《颂词》。
事 后，许多学员要看我的文章，大家带着惊羡的口气说：“真没想到 ，你田德修还会做文章呢。”
毕业典礼上，冯玉祥没有讲话，事后他却来了个小插曲。
他先命令一大队的高级军官回队伍去当他们的官，三大队的当军士、正目、副目。只把二大队的学员全部留下来，住在督办 公署大院内。
第二天，冯玉祥来了，坐在新村一座大楼前面， 由三师师长郑全声(外号郑胡子)，拿着花名册子， 一个一个 地叫名字，考单杠，双杠等动作。
许多人考的不好，轮到我时，也不行了，我便一边喊着一边做动作：“摇动转回”，“屈申上”，“倒立”，结果几个动作都没有做好，身体没有劲了。
考到 一半，冯玉祥不考了，也不宣布解散。
他把大队长、分队长谷锡河，彭秉璋，营长卢秉臣等人都叫了回来，按到地上， 一个 一个痛打了一顿，打得他们哇哇乱叫。
打完之后，冯玉祥训斥 地说：“你们听着!我给你们的任务，是叫你们训练军官。结 果，训练成这个样子，连杠子都上不去了，能带好队伍吗? … …”
他说话的声音很大，我们离他有五百多米远，都能听得清 清楚楚。那些队长们谁也不敢讲话，不过，打完之后，他们回 到部队都先后升官了。
被选拔去苏联留学
一九二五年春天，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冯 玉祥将军闻讯十分悲痛。
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 他结识了李大钊同志，李大钊派人到冯玉祥部队 里工作，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做冯玉祥的政治部 长。
后经李大钊介绍，他又结识了苏联驻华大 使。他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于一九二五年四月，请苏联 顾问到张家口帮助训练军队。
请进来，还要派出 去，为了大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极力发展 实力。冯玉祥决定从排长中挑选一批青年军官， 去苏联军事院校留学深造。
我从军官教导团毕业 后，没有让我回原部队，而是参加了冯玉祥选拔 出国留学的考试。考试内容共两门课程，即算术 和语文。算术出了两道四则题，作文的题目是“新村论”。
因为冯玉祥把西北的边防督办公署和国民 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统一起了个名字叫《新村》，以 表明他革新中国的志向。出这样作文题目，可能 是检查我们的文字水平和思想状况。
我的作文内 容大意是：“我们中国旧的积习太重，被人视为东 亚病夫，一盘散沙，列强把中国当成几上肉，中 国的威望降到极点。而要挽救中国，就非革新不可， ‘新村’这个点，就是督办建立新秩序，然后推向全国，借 以号召国民起来改造中国，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新村’这个 点，就是树立这个榜样。……”
在这里，我还引用了古语中所 说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新”，说明要坚持涤旧 从新的意思。
经过这次考试，他从军官教导团毕业的学员中，共录取了 我们五个人，从全军共选拔了四十八名青年军官和少数青年学 生。
其中的二十四名派到日本，另外的二十四名派到苏联。我 是被派到苏联学习的。
被派到苏联去的二十四人，我还记得他 们是：
杨念熙、王智涛、叶茂极、田德修、盖杰鸿、马宗显、 班福增、董登云、陈登瀛、周元璋、
郝鹏举、李秉钧、李连海、胡运泰、李汇泉、石友信、郭允恭、李镜清、姜佩章、刘汝珍、
姜崇俭、柳中元、史书、杨国体。
我们出发之前，并没有受到冯玉祥的集体接见，而是碰到 谁，他就随便讲一讲。他这个人很随便，不拘形式。
有一天， 我从办公室门前经过，他招手叫我，我来到他面前，敬礼后立 正站着，他嘱咐说：“你们要出国留洋了，到了外国，要好好学 习。你们是我的左膀右臂。学好了，回来为国家出力、报效国家，不要扰民，要真爱民，要誓死爱国救国到底。”
这是我最后 一次听冯玉祥将军讲话。因此，我牢记在心，在这之后不久， 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到苏联去的二十四名学员，是由冯玉祥公署参谋长熊斌为代表，由学兵团一营营长鲁崇义为领队，于一九二五年九 月间从张家口出发，先乘火车到达平地泉(现集宁市)，住了 几天。然后又乘汽车再往前走。
在路上，熊斌和鲁崇义俩人坐 的小轿车，我们学员每两人坐一辆小卡车，上面有篷子，长条 凳子可以躺着。路上灰尘极大。途中住宿，睡在一条大土坑 上，主人拿来煮好的土豆，只见人家剥皮吃，我们也学着剥皮，搞得两手粘呼呼的。
第二天早上继续出发，在这两、三天 里，除大小便外，全在车上过夜，吃干粮，喝开水。旅途疲 劳，浑身难受得很，直到乌兰巴托，才算缓过一口气来。
乌兰巴托住有冯玉祥派驻外蒙古的代表兼军火运输司令张元荣的办事处。张元荣负责运输苏联援助冯玉祥的大炮、弹 药、机关枪，凤凰彩票app步枪等武器。从苏联运来，由他接收，然后再用 骆驼或汽车运往张家口。办事处的房子是木制结构的，我们第 一次看见地上铺着地毯，觉得怪洋气的，大家就在地毯上睡了 一夜 。
在乌兰巴托，我们曾受到蒙古人民革命党委员长丹巴多尔 基的热情接待，还举行了小型晚会。在晚会上，丹巴致词，对 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同时简单地介绍了他们在寒苦的沙漠地 带，通过革命的办法，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获得了辉煌的成 果。
接着，鲁崇义致答词，无非是说了一些感激的话。在冯玉 祥部队里是不准喝酒的，当时，参谋长熊斌在跟前，又守着带 队的鲁崇义，谁还敢喝酒?
可是，丹巴多尔基委员长招待的是 红葡萄酒，非要大家干杯。鲁崇义在致答辞时，说：“感谢丹巴 委员长的招待!”又说：“这酒是红的，血也是红的，我们有是的热血!”说完，他干了一杯。我们大家只嘴抿了抿，到底还是不 敢喝下那杯酒!
我们当时已经知道，外蒙古已宣布独立了，但从丹巴多尔 基委员长对我们的态度来看，却仍是一家人那样，诚恳热情， 亲密无间，给我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
我们在乌兰巴托住了几天，还到一所苏联式的澡堂里洗了 澡。便又乘上汽车向苏联进发。往北走到苏赫巴托时，又换乘 轮船，进入苏联境内，沿着色楞格河顺流而上，到达尚乌金斯 克。
尚乌金斯克，现在称为乌兰乌德，乌兰是红色的意思。乌德是指的门，乌兰乌德是红色的门，或红门，红卡子的意思。
在这里，我们住在一家中国店铺的地板上，白天就到中国人开 的馆子里排队买西餐吃。这样过了五、六天，等到火车从海参 崴开过来，我们就乘火车，绕过贝加尔南端，沿着西伯利亚大 铁路，向着人们所向往的莫斯科奔驰而去。
一九二五年十月底，即十月革命八周年纪念的前夕，顺利 地到达了莫斯科。从此，我们身居异国他乡开始了一种崭新的 生 活 。
初到莫斯科
一九二五年十月，苏联首都莫斯科已经进入 高寒天气。我们到达莫斯科的时候，虽然寒风扑 面，但每个人的心都是火热的。
我们一下火车，苏军派来迎接我们的同志， 纷纷迎上来以握手、拥抱的方式，热情地接待了 我们。接着，就换乘汽车，把我们送到苏联红军 的工兵学校。
在学校门口，我们下了汽车，自动 排好了队列，参加了由工兵学校的校长亲自主持 举行的欢迎仪式。校长致了欢迎词，大家不懂俄 语，便由潘家承逐句做了翻译。会后我们二十四 名学员安置在工兵学校住下了。
每天早晚就在学 校食堂就餐，唯独中午这顿饭特殊照顾，由一位 苏联红军军官陪同着到帝国大餐厅吃西餐。对我 们的代表和领队，安排的更为优厚一些，像熊斌 和鲁崇义他们俩，就住在比较高级的旅馆里。
住下不久，已在莫斯科的邓演达，刘伯坚及 东方大学的几位同学，都赶来看望我们。国外会 同胞，如久别亲人相会，我们亲密地彼此交流着 感情，他们怀着对祖国思念之情向我们询问着国 内情况，真是兴奋极了。
邓演达是出国到西欧游历结束后，正要回国。他十分关心国内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他问我们，国内孙中 山逝世，廖仲恺被刺，局势变化如何?
刘伯坚的话最多，初次 见面，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口苦悬河，能说善讲，待人也很热 诚。他询问了国内一些情况后，便主动地介绍了国内派来留学 的青年在苏联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及其他学校的学习情况。
因 为熊斌事先有过交待，不要乱跑，这里都是红党，交往谨慎。 所以，亚搏手机app下载尽管他们很热情，很坦直，我们只能笑而不答，或是模 棱两可地敷衍几句，没有主动地同他们进行交谈，或是问这问 那。
大约在到达莫斯科后的三、四天里，刘伯坚非常高兴地邀 请并带领我们到一所大剧院去看芭特蕾(即芭蕾舞)的演出。 演出的节目可能是《天鹅湖》。我们这些长年在冯玉祥部队里 当兵的人，由于年纪还轻，军纪又严，很少接触妇女。
当时， 在剧院看到女演员们裸露着胳膊和大腿，在台上蹦跳，同男演 员拉手搂腰的旋转，实在是没法子看下去，心中还愤愤地斥责 说，这成了什么体统?搞得大家低着头坐着，不敢往台上看， 直到散场出来，才算解脱了窘境。
在工兵学校居住期间，在鲁崇义的主持下，根据体格检查 的不同条件和个人志愿，划分应参加的兵种，分配了学习的专 业。把每个人的发展的基本方向定了下来。
我记得，学习航空 驾驶技术的有石友信，郭允恭，他们被分配到莫斯科南部的苏 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去了。
学习机械修理制造的，有刘汝珍， 史书等人，到列宁格勒军事工程技术学校去了。
到陆军学习 的，分为骑、步、炮、工四个兵种，共计十六人，到莫斯科南 部，设在乌克兰首府——基辅的加米涅夫军官学校去。我是 被分配学习步兵的。
在我们奔赴各学校之前，经过酝酿，建立了西北军留学生 同学会，推举胡运泰为会长，我为副会长。同时，还规定了几条守则，凡学会中的每一个人，必须严格遵守。
例如，不准加 入苏联的红党(即苏联共产党)，毕业后一定要回到西北军工 作。在学习期间，努力学习，刻苦用功，不得外宿，不准野浴 等。
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完毕之后，由苏联军方派人带领我们参 观了莫斯科。
首先是到红场中央，拜谒了列宁墓，观看了克里 姆林宫的尖塔，还有塔尖顶端的闪闪红星。
接着，我们沿着莫 斯科河，绕克里姆林宫转了一圈。
后来，还游览了普希金广 场，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以及莫斯科繁华的市容。
最后，我们二 十四人分手告别，就按照各自分派的学校出发了。
在加米涅夫军官学校
我们被分配到加米涅夫军官学校的十六名学 员，在一位苏联军官带领下，由莫斯科乘火车很 快地到达了基辅。
加米涅夫军官学校，在基辅这个地区、要算 做一所规模最大的军官学校了。我们一来到学 校，受到校方的热烈欢迎。当即便把我们安置在 集体宿舍里。接着，给每人发了一套崭新的苏联 红军军服，我们立即穿在身上觉得十分得体，显 得格外精神。从此，我们也就成为苏联红军中的 军人了。
不久，校方派了一位上校军官，名叫郭金 (KOTMH) 的，由他担任该校中国留学生主任。 他一到职，首先解决和明确我们的军衔待遇问 题。
他曾召集我们开会宣布说，凡在国内授予上 尉军衔的，一律改为苏军中尉军衔；凡在国内授 予中尉军衔或军士军衔的，或是青年学生，则改 为苏联红军的少尉军衔，或授予少尉军衔。
并且 规定，在苏联学习期间，一律享受与苏联红军军 官相应级别的同等待遇。我在临出国之前，冯玉 祥已经下令授予我上尉的军衔，来到苏 联，我便当然的成为苏军的中尉了。
接着，按照兵种进行编班。
编班的结果，我还记得很清 楚：
杨念熙、叶茂极、王智涛、盖志鸿、田德修为步兵班学 员；
马宗显、班福增、杨国体、陈登瀛、董登云为骑兵班学 员；
周元璋、郝鹏举、李秉钧、李连海为炮兵班学员；
胡运 泰、李汇泉为工兵班学员。
我们这些中国学员在编入学校的步、骑、炮、工各兵种学 科之后，仍保持着中国学生队的组织系统，除了郭金上校作为 主任负总责任管理我们外，校方还派来了一位军事行政首长， 他是朝鲜人，名叫金重熙。所有这些安排就绪之后，我们就正 式开始学习了。
这所设在基辅的加米涅夫军官学校是苏联著名的军事学校 .当时的校长是拉齐斯 (naync) 中将。他是工人出身，参加过 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立过许多战功。学校政委是著名的米海 依洛夫 (MuxauJIOB) 大将。
其他教官大多是具有丰富实践经 验和理论素养的红军军官。我们在这里学习，曾得到过他们诚 挚而热心的教诲，不仅学到了苏联红军丰富的军事科学知识和 革命战争的宝贵经验和教训。而且更难得的是受到了苏联红军 的光荣革命传统的教育。
学习条件是好的，学习环境也很舒适，学习内容正规而又 丰富，然而，在学习开始阶段，由于语言不通，曾给学习带来 许多困难。为了打通语言这道难关，我们曾经花费了许多宝贵 时间和精力。
在开始学习后的四个月内，曾集中精力向语言关 展开了攻坚战。每天上午四个小时，全部用来学习俄语，下 午，才分别学习数学，步兵武器，体操，刺枪、劈刀、军事卫 生等基本课程，尔后转入战术、射击、军制、兵器、地形、筑 垒、政治常识等课程的学习。同时，我们也不放松俄语的学 习。到后来，俄文课程逐渐减少了。但我们仍不松劲，每星期 仍坚持学习两次，每次四小时，一直坚持到毕业为止。
在最初的学习期间，我们是借助于翻译进行学习的。但因 水平太低，根本不能胜任正式课程的翻译工作，所以我们只好 一方面努力学习俄文，另一方面凭着过去在国内已经学到的军 事知识，用推测的方法来理解课程的内容。
开课以后，又从国民二军来了几个人，苏方有了接待经 验，对他们安排的很好，来到以后，很快分了兵种，在学工兵科的班里，就有师哲，那时他叫师习德，后来改名哥尔斯基。
另一个叫李泉，又叫李汇泉，是孙连仲的外甥，其次是一个从 美国回来的，也是国民二军的人。
我们来到苏联学习时，正是十月革命成功仅仅八年的短暂 时间，中苏交往很少，能够具备合格水准的中俄翻译人才，真 是少的可怜。
当时给我们当翻译的是中国人，叫鲍吉三。他是 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中国支队的主要负责人，曾立下许多战 功，作战极为勇敢，年纪不很大，长得也很精干，待人处事， 风度潇洒，干练利索，因此，很受苏军将领的赏识。
据说，他 在参加高加索作战时，因有卓越功勋，在战地上曾受到基洛夫 的当面奖励。基洛夫当即把自己佩带的“自莱得”匣枪解下来， 亲手授予鲍吉三。后来他又特制了一个刻有赠给鲍吉三同志字 样的银质方牌，镶在枪把上。据说在格鲁吉亚碑上还刻有他的 名字。
我们在同鲍吉三同志交往中，也都觉得他为人很好，所 以大家不仅都很敬佩，而且也很尊重他，可是，要他做翻译工 作，却实属强人所难了，每次在会场上，或是在课堂上，由于 常有些难翻译的字句，因而也常使他手足无措，憋得满头大 汗，结果连一句完整的话也翻译不出来。有时，他把“同志们” 错误的翻译成“弟兄们”。
有一次，他把“党支部”翻译成“帐 房”，结果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每当这种时候，我们既敬重这 位英雄，又同情他的难为情。不久，他就被调走了。
随后，又派来四位翻译，一位是在东方大学学习的赵秀峰(俄文名字希洛)曾在西伯利亚当过工人，
一位在东方大学学 习的毕耀亭，曾是俄国国内战争期间的红色游击队员，骑兵战 士，作战很勇敢。
他们两个粗通中文，文化水平又很低，翻译 起来也很吃力，
再一位也是东方大学的学生，中国人，名叫李特，(俄文名叫基洛夫，KupoB) 他原是中国唐山铁道土木工 程大学的学生，后来曾当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参谋 长。他的翻译水平较好，中俄两国语言都还比较畅通。
还有一 位是苏联东方语言学院毕业的拉比诺维奇，他的中国话讲得不 够流畅，但文字翻译还可以，有时在课堂上，他嘴上说不准 确，就在黑板上写汉字。
他们四位到校后，赵秀峰分配在步兵 班，毕耀亭分配在骑兵班，拉比诺维奇分配在炮兵班，李特分 配在工兵班。
他们分别跟班翻译，由于他们缺乏军事术语方面 的常识，也曾闹过一些笑话，例如把“侦察”翻译成“偷看”等， 但总的说来，还算过得去。
由于我们刻苦学习俄语，大约过了半年之后，就可以直接 听课，用俄语提问或回答问题了，加上经常阅读有关俄文教 材，逐渐地也不需要句句都依靠翻译了。
于是，毕耀亭转为骑 兵科学生，其余的人，虽然还在担任翻译，但口译的必要性已 大为减少。因为语言的障碍，给学习所造成的巨大困难，使我 至今不能忘记。
当时，我深切地感到，为了准确地进行翻译， 每一个翻译工作人员，首先应当具备两国语言方面的足够知 识，能将两国语言融会贯通，使人听得懂，顺耳，愉快，易于 接受，其次，还必须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以免闹出笑话，造 成误解。
我自己只读过一年半高小，到冯玉祥部队后，虽然又有不 少提高，被看做是部队中的文化人，但实际上文化水平还是很 低的。到苏联之后，在这样一个较为高级的正规军事学校来学 习，就觉得力不从心，非常吃力了，这是我事先未能料到的。
怎么办?退缩吗?不能!既然进了这个学校门，就得下定决心 努力学好所有知识。
于是，我精心地安排了时间，每天在完成 课程学习任务之外，几乎放弃了所有娱乐休息时间，首先拚命 攻读俄文，因为它是占有知识的基本工具。
除学习一般俄文 外，反复阅读各门课程的讲义。我逼迫自己，每天都要背记一 定数量的俄文单词，为了增强记忆，还在后边注上中文。我原 来本不会吸烟，为了夜里能在教室学习，我买了一盒烟带在身 上，为了求看管教室的老人支持我的学习，打开教室的门，我 便把一支烟递上去，对方也就不好意思阻拦了，有时学习困倦 了，便也吸上一支提提神。从那时起，我就学会了吸烟。
由于日夜拼命苦学，过度的紧张和疲劳，身体开始消瘦， 体质逐步下降，竟然得了胸膜炎。紧接着，我又参加了野营训 练，在一次打野外结束回来的时候，病情突然加重，浑身无 力，疲惫难行，一个人落在队伍后边。
幸好，当时的负责人金 重熙发现我没在队伍之中，他便返回原路找我，从半路上把我 搀扶回来。第二天，便把我送进了医院，连洗澡消毒都没有来 得急，只简单擦了一下身子，抬上手术台动了手术，医生从胸 腔中抽出半瓶子又臭又腥的脓血，住院治疗一个多月，然后又 把我送到了克里米亚的古尔足夫军队肺病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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