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初冬，嘉兴塘汇乡的雾气特别重，清晨的霜花在枯草上结成了薄薄的一层冰晶。赵剑鸣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深吸了一口带着河泥味的冷空气。
六十三岁了。
他从墙角拾起那把用了二十年的竹扫帚，开始清扫门前的石板路。这个动作他做了十五年——从1962年响应“精简下乡”政策，离开嘉兴豆制品厂的会计岗位，来到这个水乡小村定居开始。
“赵老师，又扫路呢！”隔壁的王大娘挎着竹篮走过，篮子里装着刚从自留地摘的青菜。
赵剑鸣点点头，继续手上的动作。村里人都叫他“赵老师”，不是因为他真的当过老师——虽然1946年到1950年间，他确实在嘉兴徒门创办过学校——而是因为他总在写字。无论春夏秋冬，总能看到他坐在屋前的小桌前，用工整的硬笔楷书在方格纸上写着什么。
扫完地，他回到屋里。这间老屋只有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兼作书房和客厅。墙上挂着几幅他自己的字，笔力遒劲，却无落款。书架是用砖头和木板搭的，上面整齐地码放着书籍和手稿。最显眼的位置，放着一本用牛皮纸仔细包好的册子，封面上是他亲笔书写的五个字：拾荒简诗集。
他坐下来，翻开册子。纸张已经泛黄，从1978年到1984年，一年一年，一季一季，他用诗句捡拾着被时代遗忘的碎片。
翻到《春雨》那一页：
“早春二月无丽日，夜半细雨风飒然。百草有待生机动，东风无意迎春色。”
这是1980年的春天写的。那时他刚得知当年一起在忠义救国军的战友老陈去世了。淞沪抗战期间，他们曾并肩作战，他任政训处主任，老陈是情报科长。抗战胜利后，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老陈去了台湾，他留了下来。
“麦苗稀疏豆苗细，春风吹来有寒意。”他低声念着，眼前浮现出老陈的脸——不是1949年分别时那张年轻的脸，而是想象中老陈在台湾老去的模样。
手指继续翻动。停在《忆明》一页，日期是“八六年四月初一日”。他愣住了。
1986年？不对，现在是1978年。这是一首写给未来的诗？
“为亡妻珍明女士十周年，是日神思茫然作诗以祝，追忆往事。”
珍明还活着，此刻正在隔壁厨房做早饭。他们结婚四十一年了，从无锡到上海，到常熟，再到嘉兴。她跟着他辗转漂泊，从未有过一句怨言。
“叶落水之湄，花谢永消沉。玉碎白骨寒，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他不敢再读下去，合上册子，心头涌上一阵莫名的悲凉。这首诗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一个珍明已经不在了的时空。
“剑鸣，吃早饭了。”珍明的声音从厨房传来，温和而平静。
“来了。”他应了一声，将诗集放回原处。
早饭是稀饭和咸菜。珍明给他盛了一碗，坐在他对面。她比他小五岁，头发却已经全白了，脸上布满了皱纹，但眼睛依然清澈。
“昨晚又写到很晚？”她问。
“嗯，写了首新诗。”他说，“关于秋霞的。”
“念来听听。”
他放下筷子，清了清嗓子：“八月巧云多交幻，晚霞分景放光彩，彩云密々成奇峰，犹谷夕阳照泰山。”
珍明微笑着点头：“真好。昨天傍晚的云彩确实很美。”
“你也看到了？”
“看到了。我在院子里晾衣服，一抬头，整片天都是金红色的。”她顿了顿，“就像我们刚认识那年，在无锡太湖边看到的晚霞一样。”
赵剑鸣心头一暖。那是1934年，他十九岁，她十四岁。他在渚芦书堂读书，她是隔壁布庄家的女儿。黄昏时分，他总能在书堂二楼的窗前看到她提着水桶从太湖边回来，霞光洒在她身上，美得像一幅画。
“等天气暖和了，我们回无锡看看？”他突然说。
珍明的手微微一顿：“怎么突然想回去？”
“就是……想看看渚芦书堂还在不在。”
渚芦书堂——那是抗战时期他在常熟沙家浜创办的学堂。名义上是学堂，实际上也是地下联络点。他在那里教孩子们读书写字，也传递情报，救治伤员。珍明那时已经嫁给他，在书堂里帮忙做饭、照顾伤员。
“都过去三十多年了。”珍明轻声说，“怕是早就拆了。”
“应该还在。前年听塘汇来的货郎说，沙家浜那边现在成了红色教育基地，渚芦书堂是抗战遗址，被保护起来了。”
珍明没有接话，只是低头喝粥。赵剑鸣知道她在想什么——那些年太苦了，苦到不愿回忆。但他却常常梦见，梦见书堂后院那棵老槐树，梦见树下他教孩子们写“中国不会亡”的情景。
饭后，赵剑鸣照例去河边散步。塘汇乡是典型的水乡，河网密布，小桥流水。他沿着河岸慢慢走，看渔船往来，看妇女在河边洗衣，看孩子们追逐嬉戏。
“赵爷爷！”一群孩子跑过来，最大的不过十岁，最小的才五六岁。他们是村里的孩子，有时会跑来听他讲故事、教他们认字。
“今天学什么字呀？”带头的小男孩问，他叫水生，是船夫老李的儿子。
赵剑鸣想了想：“今天教你们写诗，好不好？”
“诗？”孩子们面面相觑，“什么是诗？”
“诗就是用很少的字，说出很多的意思。”赵剑鸣在河边的沙地上用树枝写下两个字：“春，雨。”
他念起自己写的《春雨》，一句一句解释给孩子们听。孩子们似懂非懂，但都听得认真。水生突然问：“赵爷爷，你写这么多诗，是为了什么呀？”
赵剑鸣愣住了。为了什么？他从未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从1978年开始写《拾荒简诗集》以来，他只是觉得必须写，必须把这些年的所见所感、所思所忆记录下来。
“为了……不让一些东西被忘记。”他终于说。
“什么东西？”
“时光。情感。还有……人。”
孩子们不懂，很快又跑开玩耍去了。赵剑鸣独自站在河边，看着潺潺流水，突然想起了1943年的那个雨夜。
那时他在上海练塘区当区长，实际上是忠义救国军的地下负责人。日军大扫荡，他们得到情报，必须连夜转移。雨下得很大，他和十几个同志躲在一个废弃的砖窑里。又冷又饿，有人开始低声啜泣。
“我给大家念首诗吧。”当时才二十八岁的赵剑鸣说。
他念了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当他念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砖窑里突然安静了，只有雨声和呼吸声。那一刻，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文字的力量——它能凝聚人心，能在绝境中点燃希望。
“赵老师！”一个声音把他拉回现实。是村里的会计小张，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河对岸向他招手。
赵剑鸣摆摆手，沿着石桥走过去。
“赵老师，有您的信！”小张从绿色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从无锡寄来的。”
赵剑鸣接过信，心头一紧。信封上的字迹很陌生，但寄信地址写着“无锡市地方志办公室”。他拆开信，快速浏览。
信上说，无锡正在编修地方志，抗战时期的部分需要补充资料。有人提到他曾是忠义救国军在淞沪地区的重要人物，希望他能提供一些回忆材料。信的末尾还提到，常熟沙家浜的渚芦书堂已经修复，计划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放，如果他愿意，可以回去看看。
“赵老师，怎么了？”小张见他脸色不对，关切地问。
“没什么。”赵剑鸣把信折好放进口袋，“谢谢你。”
回到家，他把信给珍明看。珍明看完，沉默了很久。
“你想去吗？”她终于问。
“我不知道。”赵剑鸣实话实说，“那些事……该不该说，该怎么说，我不知道。”
晚饭后，赵剑鸣没有像往常一样写诗。他坐在书桌前，看着那本《拾荒简诗集》，一页一页地翻。从1978年到1984年，六年的时间，他写了上百首诗。写四季，写生活，写历史人物，写心中所想。每一首都用工整的楷书誊写在方格纸上，像在完成一种庄严的仪式。
翻到《愚翁吟》，写于1978年四月初一：
“短短四日忙，想了，夜梦长。春苍转秋月，一去六十霜。旅途多荆棘，谈笑渡沧桑。实贵吾缘，名利瓦上霜……”
那时他刚满六十三岁，回顾前半生，感慨万千。从无锡少年到抗战志士，从学校创办者到工厂会计，再到下乡农民，他的人生像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史。每个阶段他都努力活着，努力保持内心的清明。
翻到《屈原》，写于1984年端午节：
“燕雀忌鳯鸣，群奸园昏君。雄男，无令断，栋梁化灰尘。水火早相容，放逐流洞庭。慷慨讎骚赋，悲歌？栌颂吟，日洗湖水泪，视患忧图心，园破民祸日，汨罗，献忠魂。”
1984年——那是六年后。他现在还活着，能活到那时吗？如果能，那时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那时的自己又会是什么心境？
一个念头突然击中了他：这些诗，这些穿越时间的诗句，是否在暗示着什么？《忆明》中提到的1986年，珍明已经不在了。如果真的如此，那他还有八年时间。八年，他能写完想写的一切吗？
“剑鸣。”珍明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她端着一杯热茶进来，放在桌上。
“又在看你的诗？”她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嗯。”赵剑鸣合上册子，“我在想，也许我该回无锡一趟。”
“去见地方志办公室的人？”
“不完全是。”他看向窗外，夜色渐浓，星辰初现，“我想回去看看，看看那些地方，那些人……也许能想起一些该被记住的事。”
珍明握住他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满是老茧，但很温暖。
“我陪你一起去。”她说。
几天后，他们真的踏上了回无锡的旅程。这是他们1962年下乡后第一次回去。汽车在颠簸的公路上行驶，窗外的景色从水乡平原渐渐变成丘陵。赵剑鸣看着熟悉的山水，心中涌起一种近乡情怯的复杂情绪。
到达无锡时已是傍晚。他们在一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赵剑鸣独自前往地方志办公室。
接待他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姓陈，戴着一副眼镜，很斯文。
“赵老先生，您能来真是太好了！”陈同志热情地给他倒茶，“我们正在整理抗战时期的资料，但很多当事人都不在了，或者不愿意说。您的经历对我们非常重要。”
赵剑鸣点点头，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拿出几页纸：“这是我写的一些回忆片段，关于1937年到1945年在淞沪地区的情况。”
陈同志接过，仔细阅读。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翻页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眼中闪着光：“赵老，这些资料太珍贵了！特别是关于忠义救国军在敌后活动的细节，我们之前只有零散的记录。”
“我只是写下我记得的。”赵剑鸣平静地说，“不一定完全准确，毕竟过去三十多年了。”
“已经很了不起了。”陈同志说，“对了，您知道吗？您在沙家浜创办的渚芦书堂，我们准备把它恢复原貌，作为抗战教育基地。下个月就正式开放，如果您方便，我们想请您参加开幕式。”
赵剑鸣心中一颤。渚芦书堂，那个承载了他太多记忆的地方。
“我……考虑考虑。”
离开办公室，亚搏赵剑鸣没有直接回旅馆。他一个人在无锡的街巷里走着。这座城市变了，又好像没变。新建的楼房多了，但那些老街老巷还在，石板路还在，小桥流水还在。
他走到当年和珍明第一次见面的太湖边。湖水依旧，晚霞依旧，只是物是人非。他在湖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和钢笔——他总是随身带着，随时记录灵感。
他写道：
“故地重游四十年，太湖依旧水连天。少年壮志今何在，唯有诗心似旧年。”
写完，他静静地看着湖水。夕阳西下，霞光染红了半边天，就像1934年的那个黄昏。
“剑鸣。”珍明的声音突然响起。他回头，看见她不知何时来了，站在不远处的一棵柳树下。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他惊讶地问。
“我想你一定会来这里。”珍明走过来，在他身边坐下，“记得吗？我们第一次说话就是在这里。”
“记得。”赵剑鸣微笑，“你提水桶时崴了脚，我帮你提回家。”
“那时你穿着一件青色长衫，像个书生。”珍明回忆道，“谁想到后来你会拿枪打仗。”
“谁想到后来我会写诗。”赵剑鸣补充道。
两人都笑了。晚风吹过湖面，带着水汽和回忆的味道。
“你决定了吗？”珍明问，“去不去沙家浜？”
赵剑鸣沉默了一会儿：“我想去。但我想一个人去。”
珍明看着他，点点头：“好。”
三天后，赵剑鸣独自一人来到了常熟沙家浜。渚芦书堂已经修葺一新，白墙黑瓦，朱红大门，门楣上挂着“渚芦书堂”的牌匾，是他当年的手迹拓下来的。
走进去，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还在，比记忆中更加粗壮茂盛。树下摆着石桌石凳，就像当年一样。正堂里陈列着一些历史照片和文物，墙上有文字介绍，讲述着抗战时期这里作为秘密联络点的故事。
他看到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他和几个同志在书堂前的合影。照片上的他穿着长衫，戴着眼镜，一脸书生气，完全看不出是个抗日志士。照片说明写道：“赵剑鸣（1915-？），抗战时期曾任忠义救国军政训处主任，在沙家浜一带坚持敌后斗争……”
“赵老先生？”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一个五十多岁、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来，激动地握住他的手，“真是您！我在照片上见过您年轻时的样子！”
这是当地文化局的老王，负责书堂的修复工作。他热情地带着赵剑鸣参观，讲解每一处复原的细节。
“我们根据老同志的回忆，尽量恢复了当年的样子。”老王说，“您看这间教室，桌椅都是按原样复制的。这间是您的办公室兼卧室，书桌、床、油灯，都是按您当年的习惯摆放的。”
赵剑鸣走进那间小小的房间，心头涌起万千感慨。就是在这里，他度过了抗战最艰苦的岁月。白天教孩子们读书，晚上处理情报、救治伤员。油灯常常亮到天明。
“赵老，我们想请您在开幕式上讲话。”老王说，“讲讲当年的故事，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抗战不只是正面战场，还有无数像您这样在敌后坚持斗争的人。”
赵剑鸣没有立即回答。他走到书桌前坐下，手指轻轻抚过桌面。桌面有些凹凸不平，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我写首诗吧。”他突然说。
老王一愣：“诗？”
“嗯。把我的感受写成诗，比讲话更好。”
开幕式那天，渚芦书堂里挤满了人。有领导，有记者，有学生，还有附近的老百姓。赵剑鸣站在老槐树下，面对着人群，手里拿着一张纸。
“各位同志，各位乡亲。”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但很快平静下来，“今天站在这里，我心中百感交集。四十年前，我在这里创办了渚芦书堂，名义上是教书，实际上是为抗战尽一份力。那些年很苦，很危险，但我们坚持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文化不亡，民族就不会亡；信念不灭，国家就不会灭。”
他顿了顿，举起手中的纸：“这些年，我一直在写诗。把我看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都写下来。今天，我想分享一首刚刚写好的诗，献给这片土地，献给所有为这片土地奋斗过的人。”
他清了清嗓子，开始朗读：
“烽火连天书声琅，敌后弦歌未曾断。青衫虽染征尘色，铁笔犹能作刀枪。稚子懵懂家国恨，夜深灯下译密函。老槐记得当年事，岁岁新绿报平安。”
读到最后一句，他的声音哽咽了。人群中响起热烈的掌声。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走上前来，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赵老师，我们还记得您！记得您教我们读书认字！”
原来，他们是当年书堂里的学生，现在都已经是祖父辈的人了。
那一刻，赵剑鸣突然明白了自己写诗的意义。不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留名，而是为了连接——连接过去与现在，连接记忆与遗忘，连接那些在时间长河中即将消散的故事与人。
回到塘汇乡后，赵剑鸣更加勤奋地写作。从1978年到1984年，他写完了《拾荒简诗集》的最后一页。1984年端午节，他写下《屈原》后，在册子末尾题了一行小字：
“此集始于戊午冬，终于甲子夏。六年光阴，百余首诗，聊记浮生所见所思。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唯愿此心如玉，此志如初。剑鸣于甲子端午。”
珍明是在1986年春天去世的，和《忆明》诗中写的一模一样。那是一个细雨绵绵的早晨，她像往常一样起床做早饭，突然说头晕，坐下后就再没醒来。很平静，没有痛苦。
赵剑鸣握着她的手，坐了整整一天。没有哭，只是握着她的手，直到那双手渐渐变冷。
葬礼很简单，村里的乡亲们都来了。水生已经长成了小伙子，帮忙操持一切。下葬那天，赵剑鸣在珍明的墓碑前放了一本手抄的《拾荒简诗集》。
“这里面有写给你的诗。”他轻声说，“虽然你现在才看到，但我早就写好了。”
之后的日子，赵剑鸣依然住在老屋里，依然每天扫地、散步、写诗。只是诗的风格变了，更多是怀念，是追忆，是与逝去时光的对话。
1987年秋天，赵剑鸣病倒了。水生把他送到县医院，医生说是肺癌晚期。
“还能活多久？”赵剑鸣平静地问。
医生犹豫了一下：“大概……三四个月。”
赵剑鸣点点头：“够了。”
回到村里，他继续写诗。疼痛时，就靠止痛药坚持。手抖得厉害时，就让水生帮忙记录，他口述。
最后的日子里，他写了一首长诗，题为《归去来》：
“少年离乡壮年游，烽火硝烟几度秋。青衫曾染山河血，铁笔未改书生眸。世事浮沉如云散，诗心澄澈似水流。今日归去无牵挂，一轮明月照九州。”
写完后，他把《拾荒简诗集》交给水生：“帮我保管好。也许有一天，会有人想看看。”
1987年12月的一个清晨，赵剑鸣安静地走了。窗外的梅花刚刚绽放，暗香浮动。
水生遵照他的遗愿，将他与珍明合葬。墓碑上刻着：“诗人赵剑鸣及妻珍明之墓”。没有生卒年月，没有生平简介，只有七个字。
多年后，《拾荒简诗集》被一位来塘汇乡采风的作家发现，辗转出版。诗集很快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人们惊叹于这些诗作的质朴与深沉，更惊叹于作者在艰难岁月中坚守的精神世界。
2015年，赵剑鸣百年诞辰之际，无锡举办了一场他的诗歌研讨会。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解读他的作品：《春雨》中的家国情怀，《忆明》中的夫妻情深，《虞姬舞剑》中的历史反思，《村晨》中的生活诗意……
一个年轻的博士生在论文中写道：“赵剑鸣的诗是时间的琥珀，封存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在特殊年代的所见所思。他的诗中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具体的、细微的、真实的生活瞬间。正是这些瞬间，构成了历史的质感，让我们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温度。”
研讨会上，已经中年的水生也来了。他带来了一本泛黄的手稿，是赵剑鸣晚年未及整理的一些诗作。
其中有一首短诗，没有标题，只有日期：“一九八七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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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传阅着这首诗，会场突然安静下来。窗外，无锡的天空湛蓝如洗，一如1934年的那个秋天，少年赵剑鸣在太湖边第一次遇见提水的少女珍明。
时光如诗，诗如时光。有些东西会被遗忘，但有些东西，会因为一句诗、一段文字，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心灵中，重新活过来。
就像赵剑鸣在《拾荒简诗集》扉页上写的那样：
“岁月拾荒，诗简存真。浮生若梦，唯字留痕。”
《观诗稿旧页》
旧稿如星列，残痕识苦吟。
泛黄皆岁月，深浅是光阴。
十六页中事，百千行外心。
夜霜凝作字，一读一沾襟。
透过《拾荒简诗集》泛黄的手稿，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赵剑鸣先生的诗心，更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在动荡年代里的精神图谱。这份诗稿的价值，早已超越了文字本身。
一、诗史互证：个人史与家国史的叠影
诗集中清晰的时间坐标（1978-1984年）与空间轨迹（无锡→常熟→嘉兴），勾勒出特殊历史背景下个体的生命轨迹。如《秋風细雨》中“晚年尤作田家郎”的自况，《擊劍》中“舞罷氣不喘”的暮年豪情，与生平“下放塘汇乡”的经历互为映照。这种私人写作的真诚性，恰是观察大时代中普通人精神世界最珍贵的切片。
二、文人传统在民间的坚韧传承
题材的古典延续：咏史（屈原、昭君）、怀古（岳庙、灵隐）、田园（春耕、田家乐）、咏物（苍松、秋月），延续着陶渊明、陆游以降的士大夫书写传统。尤其《四美吟》（西施、貂蝉、王嫱、玉环）组诗，可见其对历史女性命运的传统观照。
语言的双重质地：既有“玉碎白骨寒”（《忆明》）的典雅凝练，又有“唾沫乱四溅”（《罵街》）的鲜活口语。这种文白夹杂、雅俗共生的语言状态，恰是传统诗词在民间土壤中自然生长的真实样貌。
注解的史料意识：诗中自注（如《白蛇传》注孙传芳轶事）虽略显琐碎，却流露出“以诗存史”的自觉。这种诗后加注的形式，隐约可见杜甫“诗史”精神在民间的回响。
三、文本中的矛盾与统一
出世与入世的撕扯：《愚翁吟》中“名利瓦上霜”的豁达，与《憧憬》中“远眺万里城”的豪情形成张力。
雅趣与俗务的交织：既可写兰之幽香（《兰之闲诵》），也记录“腿健腰未酸”的赶集（《趕城》）。
历史评判的复杂性：既赞岳飞“万民瞻仰”（《岳坟》），又以“应谢秦桧手较辣”的反讽透出历史思辨；既写《慈禧太后》的“淫恶盈溢”，又在《杨门女将》中感叹“妇女半天天”。
四、手稿美学的多重意味
图片中“月月明明/夜夜时时”的竖排重复书写，颇具象征意义：
形式即内容：这种排列本身构成时光循环的视觉隐喻，与“拾荒”题旨暗合——在破碎时光中捡拾意义的断片。
笔墨的生命感：工整中偶见涂改，正是“苦吟”过程的可视化痕迹。
排版的空间诗学：方格稿纸的限定与字迹的溢出形成张力，如同传统格律对自由表达的框束与激发。
五、一份正在消逝的文明备忘录
这些诗稿最动人的特质在于其“未完成性”：
未经刊削的原始状态（如《愁思》中“家书抵美金”的异质词汇）
时间标注的私人密码（“七九·三”“八一年春尾”）
地域经验的鲜活记录（“塘汇乡”“黑水捕鱼”）
它们像一口深井，沉潜着二十世纪中国普通读书人的集体记忆：从抗战烽火到下乡岁月，从古典教养到现实困顿。赵剑鸣不是杜甫，但他的《拾荒简诗集》确是一部“微型的、民间的、幸存者的诗史”。
这份诗稿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往往不在庙堂之高，而在这些被时间磨损的纸页间，在普通人“夜深人静时，秋月窥明窗”（《斗宝铭》）的书写瞬间。赵剑鸣先生用最朴素的方式证明——只要还有人用母语凝视生活、记录时光，文明的血脉就不会断绝。
趙劍鳴（1915-1984），江蘇無錫人。抗日戰爭期間，曾任上海練塘區區長、忠義救國軍政訓處（政治處）主仼，在淞滬地區活動並配合正規軍對日作戰。其在江蘇常熟沙家浜鎮留有故居“渚蘆書堂”。（渚芦书堂是抗战时期无锡人赵剑鸣在常熟创办的学堂，他曾任忠义救国军政训处政治处主任。赵剑鸣擅长书法与诗歌，在艰难岁月中坚持创作，代表作《拾荒简诗集》广为流传。如今，书堂定期邀请中青年书画家举办诗书表演，让游客在感受文化熏陶的同时，也能重温抗战时期的历史记忆。）
解放戰爭時期（1946年6月至1950年6月），隱居於嘉興徒門並創辦學校從事教書工作。1950年6月後，轉入地方企業任嘉興豆制品廠財務會計。1962年響應政策“精簡下鄉”，赴嘉興市塘彙鄉定居，直至1984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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